广阔的上海乡村郊野更需要审美意识的照拂。本报记者 张海峰 摄
内在世界的潜流：现实感
毋庸置疑，内心的思想根据才是文学艺术根深蒂固的决定因素，而敏锐的现实感是我们思想的源泉
“现实感”一词取自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以赛亚·伯林的《现实感:观念及其历史研究》。这本著作探讨了近三个世纪以来主导欧洲历史发展的一些核心观念和主题，例如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潮流的兴起与流变，例如浪漫主义所激起的激进文化革命等等，展现出伯林渊博的学识和发人深思的洞察力。
其中一篇专论是《现实感》，按照这篇文字的逻辑，我们每个人或每个时代都有两个层次，一个是显在的共性的规律性的普遍存在，一个是与情感和行动水乳交融难以区隔的隐秘的存在。前者偏于“表象”，人们容易掌握和概括；后者更为本质和深入，恰恰成就这个时代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伯林认为，在对“隐性”层面的认知和解读上，艺术家包括小说家比所有的社会科学家都更了不起，他们能够像历史学家一样一点点剖解、构造出一个时代或一个个体“独特经验的传神肖像”——这不是简单地做一张概括性符号的X光片，而是复活一段过去的岁月。这种独特的能力，源自文艺家灵敏的现实感。艾略特也曾经指出，伟大的史学家、小说家和某些艺术家能够比一般人更多地直面现实，他们内在的现实感是“无可取代”的，也即他们不仅看到表象的、规律的，还看到了更为深邃的“底层”。作为一种柔性的社会构建力，这种潜在的“审美力量”或许比强暴的权力、残酷的战争、机械的宣传更为有力。
人类的思想力量总是在膨胀和紧缩间交替。当想象力过于泛滥，它就会向缜密和深邃、逻辑与严谨转向，或许也会出现一个宏大的叙述重建我们对创造的信仰；一旦当描述变得过于程式苍白、单调乏味，人们就开始诉求艺术的繁茂回归，就更容易呈现多元的、纷纭的表达姿态。
毋庸置疑，内心的思想根据才是文学艺术根深蒂固的决定因素，而敏锐的现实感是我们思想的源泉。当我们面对当前的文学创作和批评，有时会感到无力：写作泡沫化，各种作品榜单琳琅满目却可能经不起审视的目光……这构成了当下文学一种“虚胖”的景观。
现实感不是现实，也不是现实主义，但一定是对“此在”的深入抵达——哪怕他是在书写一段过往，即便只是一场虚构，也一定是对“此在”真实的深刻表述。作家现实感的消减造成的思想疲软已成为一种征候。这表现为创作的观念化、自我复制、空乏冗杂。于此征候之下，文学的大树则难以繁育出新的生长点。
文学生长点：丰美与遗憾
新世纪文学思想性不足的问题造成的整体性思维固化等问题，使得能够枝繁叶茂的文学生长点不多，甚至一些成果不俗的创作类型也日渐被诟病
当然，新世纪文学创作不乏新的生长点，例如与发展主题密切相关的生态文学，例如乡下人进城的“中国经验”书写，例如具有浓郁“在地性”的宗教文化文学，这些都是当下文坛不可或缺的丰美收获。
但新世纪文学思想性不足的问题造成的整体性思维固化等问题，使得能够枝繁叶茂的文学生长点不多，甚至一些成果不俗的创作类型也日渐被诟病，例如颇具主流意味的官场反腐小说和报告文学，观念化、程式化日趋严重，有的几乎可以和“手撕鬼子”的套路相媲美了。
如果盘点当下作家现实感不足、思想乏力的表现，我觉得以下几个方面尤其明显：
一是城乡二元对立理念化严重，它不仅成为一种出发点，也成为一种目的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城市化批判由来已久，以沈从文为重镇的“京派”文学是第一个高潮。沈从文敏锐感受到了中国传统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终将远去，便以牧歌的情调重塑了湘西自在的边地世界，在中国现代性起步的初期，其以生命为关注点的“另类”人文立场，成了现代语境下名副其实的浪漫派。今天审视“京派”，其价值正源于在“启蒙的文学”和“革命的文学”之外，它赓续了意义深远的“文学的启蒙”，那些民族想象或者说文化想象显示出独特的审美魅力和价值，树起现代文学史上一杆新鲜的旗帜。然而，一些步其后尘的创作者仅仅捞起京派文学“文化守成和现代性批判”的余风，忘掉了处身的这个时代现实的粗粝和尖锐，沉浸于营造古典田园主义美梦，呈现出个人主义的逃避倾向。在《伦理的歧境——新世纪文学“城市化批判”的精神归趋》一文中，我曾经提出，“城市化批判”已成为新世纪文学重塑人文理想的一个重要路径，但是当代文人面临的文化抉择更为艰难，城市化批判未能深入探查发展中的失误与偏差即“唯发展”和“伪发展”，误入“桃花”深处的精神归趋将使心灵陷入深刻的伦理歧境。
二是乡土作家对于真实的乡村缺乏切实体认，更没有深切的共情，对乡土现实的主题发掘很不够。作家不了解农村、农民、农业，无论是站在启蒙的、批判的角度来写民众的“平庸”，抑或以乡村代言人的角色为逐渐被城镇“格式化”的乡村农人发声，总是难脱理念先行的说教意味，文笔、叙事上也粗枝大叶，不能深刻表达这个大移民时代农村那种“空心”的悲欢，缺乏对农民工进城后生活的真切体谅，创作主体的人性悲悯和未来忧思也不够鲜明。几年前，在参与撰著丁帆主持的《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时，我阅读了大量写乡下人进城或新农村建设的文学文本，但几乎找不到几篇能以艺术的审美力量入木三分地写透进城的乡下人精神世界孤独的仰望与期待的，也找不到几个刻骨铭心的留守老人或留守儿童人物形象或一两段富有“中国经验”的故事——写作兀自热闹罢了。
三是对于这样一个商业、金融业繁荣的全球化时代，文学之笔显得“束手无策”，这表现为专门书写这一领域的作品甚为少见。像《子夜》那样包含广阔时代嬗变风云、文字上纵横捭阖、现实感思想性突出的巨作暂付阙如。在一个资本占尽胜场的时代，我们无法深入书写这种现象，我们的笔力难以抵达现实的复杂性，也难以从含混的现实中抽离出清晰的表述理念，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四是在传统风俗回潮与宗教文化复魅的书写中，像阿来那样写尽“在地性”风俗背后“生命苍凉”的作家作品甚为少见，多半是作为对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一种概念化批判的对应物，欲望化的审美只是触摸到了这场“魅性”复归的表层现象，而非背后的思想文化逻辑，就更难以建构自己的主体性思想话语。
或许“人生而不自由”，文学亦然。但不能将一切无力都推给客观、推给不得已，对有些题材、有些主题、有些真实的无感，其实就是当代文学现实感、思想力缺乏的主要表现。
文学的郊野：更需审美照拂
比起文学对主城区“新上海”的浓墨泼彩，广阔的上海乡村郊野更需要审美意识的照拂
一个多世纪以来，上海文学创造了无尽的辉煌，无论从作家作品的数量还是影响力看，都占有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半壁江山。
文学批评家杨扬多年来始终关注新世纪上海的文学创作，他2014年出版的《浮光与掠影——新世纪以来的上海文学》对2000年至2011年间的上海文学成就做了整体梳理和客观评价。上海文化基因一般被归纳为“三原色”，即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这三种文化流脉在上海交汇碰撞，滋养了这里丰腴的文学土壤，哺育出上海文学的两条主线：一条是被赋予现代性意义的“大叙事”，也是“国家”与“革命”主题的不断赓续；一条是具有东方性本土性色彩的“小叙事”，例如张爱玲、王安忆的民间叙事。在这些书写中上海被不断赋予新的象征意义，也成为乡土中国现代想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多元的复杂的。在今年5月上海师范大学一场题为“城市文学的研究历程”的演讲中，《上海文学地图》的著者张鸿声提出“上海想象或论述”的三个关键词，即表征国家进程的“钥匙”、隐含西方性的“窗口”、区别于乡土中国特征的“飞地”，这无疑是对上海文学及其相关研究的一个高度概括。
不过翻看上海文学史，总感觉还缺了点儿什么——上海，仅仅是那个从租界而来的作为东方明珠的大都市上海吗？上海的精神存在阈，除了文学作品已然呈现的种种，是否还存在一个本然的“乡下上海”？或许，很多上海人对此不以为然，因为上海的荣耀和超越感是建立在“现代性”之上的。当一座城市承载起一个国家的现代性想象时，人们或许会“忽略”这个城市地理空间的多样性，但是21世纪以来，如果我们依然意识不到广阔的上海乡村作为中国城镇化前沿的审美独特性，这就是文学的现实感问题了。
和大多数外地人一样，在来上海生活之前，我对上海的认知来自两个方面——阅读与差旅。一次次上海之旅，目之所及的无非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的交通、熙熙攘攘的人流……赫然地与那些书上得来的印象形成互文。直到定居沪上，我才惊讶地发现：原来上海有广阔的乡村、连绵的田野和未曾开垦的处女地。更不要说世界最大的河口冲积岛、面积达1400多平方公里的崇明了，它是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也是上海人的重要菜园果园和粮仓。
上海被喻为“魔都”。在我看来，魔都之“魔”，不在于它“处处有商机，遍地是黄金”的繁华，最魔性的恰恰是上海的乡村郊野。那个在曾经的主城区之外一直存在着的更为广阔的“老上海”，是老上海人的故乡，新上海人的花园，是上海绿色健康发展的底气和战略要地。
今天，“地方性”的上海乡村正在面临着城市化、“上海化”的过程——它有更古老的住民、更悠久的历史，也有着更具变数的魔幻般的未来。上海主城与郊区这种核心与边缘、中心与地方的双向互动，就是中国走向现代的一个“城—乡”镜像；随着市场经济的刺激，上海乡野郊区进市内做工的农民或就地转化为服务产业工人的农民工也面临着一个“离土”与“返乡”的话题，别有一番酸甜苦辣；而上海又是一个开放性包容性极大的城市，离开上海去外地的、各地来沪的，“地方”中“人”的流动性不断加快，且更为繁杂。除了“地方”与“人”的“中国经验”外，上海独特的“郊野”经验特别值得关注，因为透过上海书写的这一条“地方路径”，可以重新辨析“文学上海”整体经验的形成，还可以开拓中国新世纪文学创作和研究路径的深度和广度。但是，就像从中原厚土走出来的作家多是写乡土的大家，写上海的作家似乎多是都市圣手——无论写大空间还是小时代，无论写洋房别墅还是写亭子间蜗居，无论写外滩风情还是弄堂掌故……这可能正是我拜读上海文学时总觉得“缺了那么一味儿”的主要原因。如此广阔的正处于急剧转型期的上海郊野、村镇和农人以及他们人生的“常”与“变”，如何在上海文学中登堂入室，我认为是上海文学家“现实感”的应达之地——乡土中国的蜕变就在我们脚下，如果我们的思想力不能或不愿在此盘桓，繁荣了一个世纪的上海文学似乎还是相对“单调”了。
比起文学对主城区“新上海”的浓墨泼彩，广阔的上海乡村郊野更需要审美意识的照拂——说不定有一天，它就成了海上作家新的拓荒地和上海书写新的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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