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社部等1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当前农民工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劳动学会会长杨志明在接受人民网专访时表示，“返乡入乡的多数是农民工，从当年坐着火车到发达地方打工，到现在开着汽车回乡创业；从习惯于城市生活，到深入山庄窝铺开辟新天地，‘城归’、入乡潮的涌现，蕴藏着深刻的经济体制变革。”
“调查显示，二月中旬我国以制造业先行复工时，农民工返乡创业企业也率先复工，复工率达到80%。”杨志明解释说，因为农民工返乡创业大部分在中西部甚至在边远地区，受疫情冲击小，用工多是就近吸纳当地农民工，复工人力有保障，原辅料国内为主，这些独特因素构成农民工返乡创业在全国防疫与复工中“风景”奇好。
“城归”为乡村振兴注入鲜活力量
返乡入乡创业持续发力，是我国防疫常态化与经济较快恢复过程中涌动出的创新实践的新亮点。
农业农村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返乡入乡创业创新人员已超过850万，其中农民工占七成以上，预计“十四五”期间将实现翻番。
“‘城归’中间既有曾在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务工经商，带着技术、项目、资金和营销渠道，怀着乡村情感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又有接受过高等教育，把现代技术、先进经营理念和发展模式带到乡村的企业家、科技人员、高校毕业生等。”杨志明认为，“城归”创业带动就业在疫情冲击压力下仍逆势而进，助推经济重回正轨。“总体看，返乡入乡创业群体人数之多、发展之快、潜力之大，带动就业之好，可谓前所未有。”
返乡入乡创业热潮的兴起和持续，不仅为县域经济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也在吸纳就业、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地处武陵山集中扶贫攻坚片区的湖南芷江县，8家“城归”创办的企业，就地吸纳就业约5000人。
杨志明表示，一个个现代“小工厂”在拔地而起、一批批农民就地就业脱贫增收，有的搭上一列列“中欧”班列载着产品运往世界各地，有的跟进电商线上营销带动产品销往国内外。返乡入乡创业正以独特的方式，破解着长期以来困扰城乡统筹发展，尤其是中西部边远地区经济发展的难题，丰富着新型城镇化振兴乡村的新实践，在中国经济由负转正、逐步重回正轨的过程中呈现出新的闪光点。
返乡入乡创业大有可为
有个案例让杨志明印象深刻：贵州正安农民工郑传玖在广州打工后返乡，率先兴办了“遵义神曲乐器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带动凯丰、赛维尼亚、贝加尔等一批吉他企业，建起我国规模最大的吉他制造基地，正安县也因此拿下“中国吉他制造之乡”的头衔。
杨志明认为，可以从三个角度充分理解返乡入乡在乡创业的重要意义。
“首先，返乡入乡创业带动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破解了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中难以留住本地劳动力的难题。”杨志明说，虽然“城归”创办的多是小微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但聚少成多，产生的能量超乎预期，发展有小则快、收入有小则多、机制有小则活、就业有小则稳、扶贫有小则准。
其次，返乡入乡创业成为活跃县域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破解着中西部发展县域经济招商引资的难题，改变着主要靠吸引大企业、大项目招商引资促进经济发展的单一路径。
杨志明说，当年农民工走出乡村到城市务工，如今带着资金技术回乡创业，组合分散的生产要素、挖掘当地的资源优势，逐步形成“输出劳务—积累生产要素—返乡创业”的新发展路径。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发展的需求主动有效对接，本身就是因地制宜、“接地气”的招商引资。
返乡入乡创业使农村，特别是欠发达地区获得了较快发展的外源力量，推动县域经济逐步发展壮大，也逐步解决着大批劳动力进城务工形成的农村三留守（老人、妇女、儿童）等社会问题。
第三，返乡入乡创业多是在经济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解决着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梯度转移向“末梢”发展的问题。
“优势资源向城市和发达地区集聚，是形成城乡和区域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杨志明说，近年来农民工转移就业逐步从沿海向内陆转移、跨省转移向省内转移，向中西部地区回流。
“返乡入乡创业把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发展联系起来，带动不发达地区中小企业跨越式发展，在广阔乡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逐渐产生企业小集群的效应，带动当地快速吸纳东部转移的产业，快速办起先进制造业企业，快速开发本地资源，使多年来推进城市带动农村发展、发达地区帮助落后地区发展、培育不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点的目标看到了现实的希望。”杨志明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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