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将在人文基础学科和理工基础支撑学科先行探索，打破院系边界、专业边界，构建与大类培养相适应的管理体系和机制。
2005年，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开始探索书院制改革。如今，大学书院数量逐年增多，书院发展模式也日益多元化。据不完全统计，现在我国已有50多所高校设立了近200个书院。
中国人民大学教务处处长龙永红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专访时指出，实施书院制是近年来中国高校教育改革的一项探索，“其最大特点在于适应大类培养改革目标和要求”。
有效落实通专结合的培养要求
许多高校已经开始了大类招生、大类培养。也就是说，高校把相同或者相近的学科门类打包，按一个大的类别统一招生。学生入校后，经过1年到2年的基础培养，再根据个人兴趣和意愿进行专业分流。
这样一来，学生选择专业可以更加理性，也能在大学初始阶段，构建更为宽广、扎实和深厚的知识体系。
而且，在高考综合改革背景下，高校要作为一个整体在生源市场上立足。如果按照细分专业招生，各专业之间的分差可能会非常大，招生就会不均衡。因此，对学校来说，院系之间要形成合力，联合招生。
但将学生按大类招进来后，如何真正做到大类培养？
龙永红说，大类培养是近年来高等教育改革的热点，各个学校根据自身情况采取了不同方案。他认为，要真正有效落实大类培养的宗旨和目标，需要从几个关键因素上寻求突破。
首先，要以问题为导向，不断审视、反思和讨论，在观念上突破传统封闭的专业思想和理念，特别是狭隘的院系、专业归属感；二是打破传统以专业教育为主导的院系、班级组织管理体系机制，为实施大类培养和最大限度赋予学生课程和专业选择权利扫清组织机制障碍；三是树立能够真正体现大类培养的理念目标，有效落实通专结合、宽厚基础和个性发展的培养要求，建立符合人才成长规律、教育教学规律、学科专业规律的培养体系、课程体系、发展指导体系和培养管理机制。
院系管理体制成为大类培养障碍
既然已是大类培养，书院的作用又是什么？
根据公开报道，此次成立的明德书院，承担人文科学试验班第一年的教学管理和学生管理，明理书院则承担理科试验班第一年的学生管理工作。
龙永红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人文试验班近100人，加上三个人文基础学科班级的90人，共有190人，他们就读的专业分散在四个学院。理科试验班将近400人，他们就读的专业分散在五个学院。
学生在专业分流前并不能明确所属学院，所以必须有统一的教学和学生管理以及课外学习生活的组织。在成立书院前，学校采取学院托管的方式，但龙永红指出，这与大类培养理念和目标是不匹配的，甚至是相悖的。
“事实上，传统的院系封闭管理体制，已成为大类培养理念和目标有效落实的关键制约，传统专业封闭思想的顽固堡垒，已成为构建和实施通专结合、宽口径培养、个性化选择发展人才培养体系的根本性障碍。”龙永红说得犀利。
2018年4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谈到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计划时指出，书院制人才培养模式可能是我们要探索的人才培养模式之一。实际上，书院制的来源有中国传统书院和西方住宿制学院两个脉络，目前国内大部分书院制改革主要来源于西方住宿制学院。吴岩指出，要把西方的书院和中国的书院结合好，培养的学生不仅要有才，还要有德，要有熏陶、有浸润。
龙永红表示，明德和明理书院将围绕“扩大学生自主权、选择权，鼓励学生跨学科、跨专业学习，允许学生自主选择专业和课程”来改革教学管理制度，并为学校全面深入推进大类培养改革探索积累经验。
具体来说，明德书院和明理书院将负责对纳入书院管理的拔尖计划项目等实施统筹建设和管理，按照教育部的目标定位，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实施方案，联合相关学院和学科，汇聚校内外、国内外一流资源，协调推进各项创新制度，构建先进的拔尖人才培养体系，搭建“开放性、研究性、国际性、挑战性和个性化”的拔尖人才培养平台。
书院制改革不可能一劳永逸
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等人曾指出，书院制教育组织模式的兴起，也是尝试从组织架构上重新设计与专业学院相互配合和相互适应的本科教育组织新模式，本质上是要打破育人的地理空间、打通育人的单一途径、创新育人的多元形式，从而为人才培养服务。
在刘海峰的研究中，书院和学院如何合理分工合作是书院制教育模式下长期存在的难题。“在改革不够彻底、边界不够清晰、分工不甚明确的情况下，书院的出现使管理主体增多、管理层级增加，专业学院和书院的关系陷入僵持甚至对立的困局。”他指出。
对这一问题，龙永红强调，书院及相关专业所在学院是一个人才培养共同体。学院应主动研究和规划人才培养工作，在书院协调组织下参与培养方案、培养计划的研究制订，依托自身学科专业积极开展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课程建设，积极组织开展教学研究、教学改革，丰富课内课外教学资源，发挥学院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主体职责。此外，学院接受学校和书院统筹安排的招生工作、教学任务、学生课外活动指导工作，配合书院做好辅导员、班主任的配备。
书院制改革不可能一劳永逸。成立书院之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龙永红坦言，由于文化和制度差异，特别是大学治理结构以及人才培养的理念、体系和管理模式存在极大不同，若把西方书院制模式照搬到中国，就会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其核心问题还是书院定位不清晰，与人才培养体系、管理体系和机制不能协同和衔接。
“要把西方书院与中国书院结合好，关键是要从根本上认识哪些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固有特质。中国书院定位和构建应该以这些特质为土壤，要从人才培养理念、教育教学规律和发展现状与趋势出发，理清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方向、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龙永红认为，书院制改革应以破解这些矛盾和问题为导向，与相关的体制机制改革进行整体协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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